而除「情绪价值」一词的内在含义之外，这里同样需要注意的是：考虑到管理学在劳工研究史「声名远扬」，我们是否仍然乐意或应当以其视角看待日常关系。

对于社会学领域的劳工研究，「异化劳动」这一概念可谓中流砥柱；而管理学的革新则对此一现象的兴起功不可没，其中最为经典的案例即是「泰勒制」，或科学管理理念。

19 世纪末工业革命背景下，泰勒提出了「科学管理」的概念，其核心哲学为通过分析与控制劳动流程之动作与时间，达成最经济的生产效率。在这一理念下，工人被视为达到最佳技术方案的道具，其经济与肉体之外的需求均可忽略，其劳动过程也应当完全原子化分工并遵循领导层指令。

纺织品制作的工厂化是泰勒制的典型体现

https://www.forbes.com/sites/jimvinoski/2018/09/28/reader-questions-is-there-any-science-to-manufacturing-management-these-days/

而泰勒这一科学管理的构想，则由另一位管理学大师福特发展为我们并不陌生的工厂流水线体系。在这一全新的生产模式下，一个工人并不需要任何关于完整产品的知识，只需要站定不动，在线路的固定位置对源源不断的产品重复执行单一工序即可，自己的行动则由流水线的往来速度而非自身意志控制。战后的丰田公司同样沿袭这一理念，运用「压力管理」[1]对工人实行精细到秒的控制，反复在其达到效率目标后再次缩减时限，直至将工人挤压至存亡边缘的状态以达成效率优化。

[1] https://wapescholar.elsevierpure.com/zh/publications/资本主义劳动优化的历史泰勒制福特制和丰田主义

《摩登时代》中的流水线

劳工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布雷弗曼在《劳动与垄断资本》中分析，此类科学管理体系有三种主要机制，包括集中/垄断知识、分工「科学化」（细化、简化）以及对工人的控制/命令。在此精细分工之下，工厂效率极大提升，而工人则遭受「去技能化」，进入单一、机械化的劳动流程，成为依据命令执行程序的附庸，而逐渐远离作为完整人格的自我。

这类科学管理理念在现代制造业中仍然得到广泛应用，如在劳工待遇方面同样恶名昭彰的亚马逊工厂：为达到「最优效率」，亚马逊员工遭受精细到分钟的上厕所时间监视[2]，不得不在车内解手[3]，乃至被迫承诺在完成指标前不得喝水[4]。

[2] https://www.bbc.com/news/business-64384287

[3] https://www.theguardian.com/technology/2021/mar/11/amazon-delivery-drivers-bathroom-breaks-unions

[4] https://www.the-independent.com/asia/india/amazon-warehouse-india-heatwave-no-breaks-b2559976.html

亚马逊工厂的高强度、密集劳动

https://www.the-independent.com/asia/india/amazon-warehouse-india-heatwave-no-breaks-b2559976.html

由此观之，「情绪价值」这一概念既出自普遍理念为以机械、控制性方式达成最高生产效率的管理学话语，是否适合沿用至日常语境，尤其是与我们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的人际关系？

然而即便管理学与劳动异化有着如此渊源，「情绪价值」一词本身与异化的直接联系似乎仍并不明朗。下文将通过由管理学产生的另一概念，介绍情绪如何在商业思维背景下成为可变现与被操控之物。

但即便引入「情绪价值」带有使情感系统异化的可能性，日常交往毕竟不同于机构化的雇佣劳动，若使用这一概念是自发、能动的则有何不可？本节将论证，为何在「情绪价值」成为社群中普遍用词、尤其是统治性称谓的状况下，其使用体现的更多是客体化而非主体性。问题在于，语言的日常使用本身就会塑造话语与评价规范；这里将通过语言权力观与操演性两概念对其加以说明。

对福柯而言，语言与权力息息相关。在其微观权力视角中，现代权力不能简单视为拥有者与统治对象的划分，而是弥散性的、渗入日常经验的各个方面，作为网络流动于关系中，而无法归属于某个主体。因而，我们所惯常使用的语言正是权力结构的体现、同样在无意识中形塑权力结构。

在这一权力观下，福柯提出了「全景敞视」之概念，为狱卒可随机观察任一囚徒而囚徒无法看到狱卒的全景监狱之隐喻。在全景敞视中，所有人相互注视、并意识到自身永远处于监视状态下，由此内化权力体系之规范、转而监视与压抑自身。

而操演性之概念源于约翰・奥斯丁，其认为语言与行为并非完全二分，在一般观念的「陈述叙说」之外存在「操演叙说」，亦即语句自身即可作为行动。巴特勒则以性别为例，进一步提出主体的身份是其通过不断扮演、模仿以符合于社会规范而自我建构的，而语言与身体均为这一操演的重要面向，尤体现于日常语言行为与非语言交互。

因此，当我们开始使用「某某能提供情绪价值」或「没有情绪价值」之类表述，是否正在使用这一框架将「情感」与「（资本性的/可计算的）价值」锚定，并作为对社群成员的评价标准？而选取何种用词作为对他人的评价，正与社群内部的「理想身份」规范与微观权力体系塑造密切相关；当「情绪价值」这一天然具有量度性的概念弥漫在社群话语中时，很容易造成普遍的隐性压制。

例如，当社群成员意识到这一评价标准被身边伙伴普遍使用，是否会因缺少作为朋友的「价值」而在社群内受到审视与排斥的自我审视便应运而生。而从规范接受方的角度而言，当我们内化这一框架，开始以其理解并规定自身在社群内的「价值」时，则同样再现了全景敞视的构想。既然源于社群内的相互、自我审视以及对这一审视的持久意识，便难称相较于隐性压制，该概念的应用中主动自知的成分更胜一筹。

「情绪价值」这一概念的广泛流行，或许也是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与自我技术普遍化、精致化的征兆之一（这与我们愈发寻求用神经多元、荣格八维、BPD 与 NPD 等各类理论理解并修饰自我、精神状态与人际关系一脉相承），而现代化的宏大趋势恐怕既难以也不应由个人干预。本文并不意在批判任何用「情绪价值」辅助自身理解人际交往的个体、或呼吁完全弃绝这一概念的使用，而是担忧该词逐渐成为社群内主流用语之趋向。

应该承认的是，「情绪价值」一词在作为对权力不平等的批判、或辅助判断人际关系等部分情况下同样可以作为有效的理解框架；但这里仍然怀疑，在该概念广泛流行以前，对于这些情况已经有更合适的描述词汇了。例如在女性主义社群中，其应用于批判在异性恋关系或职业语境中，女性群体通常处于被迫为他人「提供更多情绪价值」一方。（但既然已经涉及对不平等处境的分析，为何不直接使用更具有主体性意味、也更符合批判语境，同样由霍克希尔德提出的「情感工作」(emotional work) 或是哈特与奈格里用于分析再生产劳动不平等的另一则「情感劳动」(affective labor) 呢？😉）再如，对于抑郁症人士，「寻找能提供情绪价值的朋友」自然可以作为对人际支持网络的辅助理解方式；但即便如此，仍然有比「情绪价值」更合适的替代概念，例如「情感支持」既能够在这一语境下提供近乎相同的所指，又不会如前者般排除人际关系中的其它要素。

毕竟，即便抛去「情绪价值」一词的任何历史渊源，「价值」一词本身也是带有精确计算的资本性取向的，其与情感本身及酷儿关系内在的模糊、流动、反建制性并不协调。另外，「价值」在构词中也天然带有「各要素最终都可以整合为单一的数字」之暗示，而此处价值的设定标准本应因人而异而不经由外在规定；但「情绪价值」因其本土语境化又带有既定的具体所指（比如通常与「精致的现代生活」「成功掌控人际关系」等意象相联系），且「情绪」这一前置规定为其带来了内在的有限性（例如「情绪」这一称谓所带有的短暂含义使其难以涉及创伤、沟通等长期深入的面向），因而与其要求的一统性天然相悖。最后，既然「情绪价值」的内容为「情绪」，则在人际语境中，其「价值」的判定必定以此概念使用方的感受为基础，但其所评价的对象却是被指称方，那么我们用个人的主观标准为他人框定价值是否恰当（如果不甚至可以称为冒犯的话）？

但更核心的问题可能是，与其问「哪个词能够替代情绪价值」，毋宁说需要思考的是「关系是否可以化为单一的评价标准」。毕竟，试图寻找能像「情绪价值」一般统括关系中一切面向的概念恐怕并不会有结果，因为其垄断性也正是其问题所在。反而观之，我们的交友取向何时变成了「需要带来效益才值得做朋友」和「朋友应以情绪为中心」的状况？或许，正是关系中难以定义的模糊之处为我们带来了探索、解释、创造的可能性，而在「情绪价值」之类能够提供唯一解释的概念之下，这种可能性则被消灭了。

最后，希望酷儿伙伴们保持开放、保持敏感、保持不可预测。